徐岱：非遗作为一种文化战略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虽然相对而言，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起步较晚，取得的成果也已有目共睹，但就一个拥有14 亿人口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的身份而言，我们在这方面的成绩还远远不够，对“非遗保护”这项工作意义的认识仍有待深入。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高度。
纪录片《非遗里的中国》 图源：央视新闻
一
比经济实力的影响更深远强大的，是支撑着一个民族精神和国家品质的文化实力。它并不能用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软实力”概念来替代，而是一种作为民族与国家安身立命之基础的“隐形实力”。
“大国竞争”亦或“大国较量”，首当其冲地通过军事对抗与政治攻击表现出来。但真正决定其高下的， 是体现着一个民族精神和国家品质的，由历史传承并发扬光大、由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体现着的文化价值。
钟表文物修复 图源：故宫博物院
在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权力背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是体现民族文化价值和精神品质的文化实力。纵观世界历史，从古代雅典帝国和古罗马帝国开始，历经“拜占庭帝国”“威尼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和北美超级帝国，西方国家始终以寻求军事霸权作为其立国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除了军事实力的展现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推行其“文化霸权”。
所谓“电影创造美国”，就是指好莱坞以其举世无双的文化生产能力，利用后工业时代的科技手段，结合形形色色的叙述逻辑，创造出种种光彩夺目的“反文化神话”。为了应对隐藏于军事霸权后面的“文化霸权”， 大国竞争还需要一套相应的“文化战略”。
二
我们在全面提升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影响力的同时，更有必要强调作为隐形实力的文化基础。没有相应的文化传承为支撑，我们在经济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惊人活力也无从谈起。
在更深层次上，这些成就和活力都是一个伟大民族在传承历史基础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资本”，是支撑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
越剧《新龙门客栈》 图源：央视新闻
没有起码的文化自信，我们就无法构筑必要的“文化战略”；缺少足够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所以，在建立有效的“文化战略”这个问题上， 如何能够获得名副其实的“文化自觉”是解决问题的核心，而关键所在，就是对于“什么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明的优势”这个根本性问题，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中，相对于偏重于“重现历史”的 “物质文化遗产”，以传统礼仪民俗、通过相关建筑物形成的生活方式、借助民间口头传递的知识和智慧、手工艺制作活动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价值观的形成起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为独特的重要性。
首先，从“传统礼仪民俗”来看，现在已明确作为民俗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 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构成这些节日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家”，这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元素。正是因为有了区别于“房屋”的“家庭”的出现，让人类从“原始人”进入了“文明人”的阶段。所以在理论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文化会对作为一种文化的“家”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不妨以现在仍然占据世界大众文化生产中心的欧美影视剧为例，我们在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一句熟悉的台词：We are a family（我们是一家人）。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好莱坞影视剧之所以热衷于这句台词，只是为了迎合日常生活中西方普通百姓对一个意味着安全、温馨的家庭文化的向往，这仅仅只是表明对“家”的重视具有所谓的“普世价值”。
但这种价值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中，早已被个人至上主义文化和自由泛滥主义生活方式所彻底淹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古至今对“家”的维护和向往大相径庭。如果要问什么是天下最可怜的人，当然是那些“无家可归者”。所以，是否能够让“家庭文化”的传统很好地延续下去，这毫无疑问是衡量文化成败的一个关键。
在这方面，被整个中华民族作为基本道德准则所接受的一句“常回家看看”，将中华文明对“家”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化中，包含在对“家”的重视中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和”。所谓“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家”的稳定并不仅仅只是事关一个大家族或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涉及整个社会的安定与有序。哲学家们早已反复说过，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本能地追求美好地生存，对于具有灵性生命的人类来讲，这样的美好世界离开了温馨和睦的家庭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现在的大塔儿巷（雨巷） 图源：上城发布
其次，从通过相关建筑物形成的生活方式来看。现代中国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之所以一直广受好评，并不在于这首诗本身有多么出彩，而在于它具有一种“诗外之意”。换言之，《雨巷》的特色并不在于其作为一首诗的“文学意义”，而在于它具有一种体现了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价值”。
诗中的主角虽然是“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的“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但她不仅仅有着“息般的眼光”和“结着愁怨的凄婉迷茫的芬芳”，而且是行走在有着“颓圮篱墙的雨天”的、铺着青石板的街道的小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而又不失典雅的女性。从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一种宁静祥和，充满了世俗生活情趣的“日常性”。
如果说，在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时代，人们一度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震撼、被前所未有的物质的极度丰富所吸引，那么，经受后工业时代的大都市的喧嚣与躁动后，当消费社会的非理性需求狂潮开始退却，那种造型怪异、不适宜人居的建筑终会让人厌倦，对所谓的“现代性之罪”的批判和“现代化之过”的反思逐渐蔓延。在一种怀旧与革故鼎新交叉并重的情绪中，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乡土景观”的再发现，曾经被视为愚昧落后生存方式的“乡土中国”的独特意义也必将得到重新审视。
其结果表明，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不仅曾作为独具特色的“乡绅治理”模式，为维系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面对当下激进的后现代社会思潮，它能让中国社会在“新农村创造” 的同时，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案。如果说，“世俗主义”是现代西方的一种新思潮，那么，对于曾经以“乡土社会”为立国之本的中华民族，它一直是最具活力的文化传统。
再次，从以手工艺制作活动和相关器具运用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中国的手工纺织机劳作，不仅曾为开启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而且由于这项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还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附加值”，即女性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毫无疑问，它在很大程度上让历史上与世界各地的女性一样受制于男权压迫的中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
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从语言文字、礼仪风俗到祭祀与崇拜、节庆与活动和国家管理、社会制度等，我们可以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尽显不同，但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彼此在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共同生存，一起为打造人类的美好世界做出贡献。
由此而言，如果我们能从作为一种“文化战略” 的高度看待问题，就不难发现，在经历了千万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文化传统所积淀的“文化资本”中，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底气满满地从中获得足够的文化自信。与西方文化的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一直呈现分庭抗礼不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更具有一种大格局。这既体现在对“安土重迁”与“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相提并论上，也落实于对“天不变，道亦不变” 和“移风易俗”的创新求变的双重肯定。这些强调与诉求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20 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盛行的存在主义思想对“生命意义” 的诉求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说白了也就是它直指“世上人如何才能安心”这个人类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径就是中华文化所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平常心。
作为这种文化基础的背景的，是摒弃一切高谈阔论的“说人话”，是去除任何冷漠麻木的“近人情”。如果说，前者强调世界只是让无边的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西方文化的常态，那么，后者则是坚持“安贫乐道”和“知足常乐”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核心。它们当然不是对苦难的盲目赞美和对欲望的绝对排斥，而是强调对物质追求的适度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珍惜。
唐人崔颢《长干行》中的“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看起来是如此的平淡寡味、语不惊人， 几百年来却广为流传，倍受好评。其中的原因就是通过“说人话”而让基于“平常心”的“近人情”得到最生动的呈现。只要我们能真正拥有这份心与情，就能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将让整个西方世界置于一片焦虑之中的所谓“存在的虚无”拒之门外。
从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传统形成的“文化资本”，来重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必要强调的是，重振这份自信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样也能为“走四方” 的中华儿女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人、物、信息和科技的大规模高速跨地区和跨国流动浪潮，今天的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不同民族相邻而居的现实和机遇。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元素同样也早已在世界各地重新安家，融入不同国家和他们的主流文化之中。
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无论学会了哪种新的语言，拥有了什么多重身份，把贸易和探索进行到了何方，其作为黑发黄肤的“中华民族一员” 的文化属性永远无法改变。在能够真正安身立命的意义上，始终需要一份来自原生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份认同的前提是拥有一种坦然的文化自信。只有坚定地保持这份自信，才能让中国人通过呈现文化多样性， 在这个共同建设现代文明的世界上更好地开启崭新的生活篇章。
作 者 介 绍
原文载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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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央视新闻 上城发布 浙江非遗 新华社
今日编辑：毛清萍 林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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